而且说起来，他们虽然斗得火热，但是实际上都是家乡人，都是子弟兵，对内他们或许无情厮杀，但是一旦到了对外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同仇敌忾。
所以他们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却也是阴暗的，他们都在为了日后更长远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是因为他们都深明此理，所以他们的作为也就是最恰当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仅仅有哪一方为了一隅之地，便要动摇这个贵州的核心根基的话，那么不要说是逐鹿全国了就是仅仅的贵州内部的权力之争，那一方也不会胜利。
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就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就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上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中。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就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中，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上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旧派”之人虽百口难辩，但贵州边远省份，民国政、府权力难至，而起又兼当时全国局势动、荡，国内烽烟四起，所以对于贵州之老旧派仅只口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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