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试试纯逻辑主义，你现在只是把纯逻辑主义当作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不对。”
“现在至少我更习惯经验主义。也许，纯逻辑主义更好、更对，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现实主义、结果论。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能力也够高了，不知道还能工作几年。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冒险提高能力，而是保证在现有的能力下多工作一段时间。理想主义者只要有提高的空间就会努力提高，但是我并不那么急于提高。你追求最好、最正确，我追求一定安全性条件下的最好、最正确。我的方法有利于改善结果。当然，我的结果论和这个社会的结果论有很大差别，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我承认，如果为了无限大价值牺牲有限的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你做。但是，既然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这有些难以决策。基本上，我倾向于逻辑、真理是万能的，只要改善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这只是倾向，而我也有一些结果论、现实主义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对涉及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的决策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不能强迫你是一个限制自由的壁垒，但是，我为什么要认为它更正确？总不能说因为法律、传统、道德。在我们的生活模式上，我觉得你错了，你又不肯接受，我不认为应该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所以，我做得不对但是从我的角度上仍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毕竟，我不应该为了不这么做而放弃我的机会主义信仰。”
由于我坚持留在这个问题中，她也开始困惑。其实，我也远远没有想明白。我不认为机会主义是真理，但是认为这是对探索真理很有用的方法。我的处境大概和当今科学一样，都是无法做到让信仰和方法合乎逻辑。阿梦摇了摇头，也许是不认同，也许是想不明白，“你什么都想试试，可能有一天会和我打得头破血流，那你还想不想试试？”
“那是不可能的。你下手总是有分寸的。至于我暴打你，那是不会出现的。”我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所以你才很想试试吧？”
我很不好意思，“我这种机会主义者似乎什么都想过。”
“其实，想象力也不会想不到暴打你。一个灵魂不邪恶应该建立在能想到但是判断后认为不应该做的基础上。否则，如果想到或者学到后就会邪恶，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不邪恶？怪想象力还是怪别人教坏了他？传递信息还要先深入了解一下你的人品？那有些网站的罪过就大了。”
“你这要求太高。话说你在暗示什么？”
“你竟然知道我在暗示？”
“这话难道不应该我说嘛？”
“我知道也不会错。你的机会主义抓住一个合乎利益的解释就有可能接受，不太考虑各种推理总体上的效果，有时会忽略一些不利的推理。我能想到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行为，但是肯定不会付诸实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实现不了我的理想，而你让我看到了希望的原因所在。”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会放弃抵抗？”
“挺矛盾的。我当时为了机会主义者的现实利益着想，没有反抗；但是，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未来利益着想，我认为不应该纵容；我认为你应该为了理想主义者着想，再忍耐忍耐；我气愤的是你实际上根本没有努力忍耐；我也在想我是否对你要求太高了。最终没有反抗大约也是因为我的一个隐蔽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信仰：我们应该相爱，而不是相杀。只不过，它当时居然战胜了纯逻辑信仰，还是让我不知是喜是悲。”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想的。从你一贯的言行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个信仰。大概你不希望相杀，是真正的字面意思，只是你的从未暴露的底线。”
“我从不会坚决反抗你坚决想要的，你也不会坚决索取我坚决不想给的。两人相敬如宾，不做任何对方不愿意的事情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爱，因为他们更像是两个独立的人，是市场中的两个交易者。当然，世界上存在没有矛盾的爱，但是，我们肯定不算。甚至，我们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我们都太喜欢做对方不喜欢实际上却不错乃至正确的事情了。这甚至是件好事，帮助我们的灵魂纠正、削弱了各自的不少错误。矛盾的存在不能推导出我们不能相爱。同时，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太平无事很不合乎逻辑。逻辑上，一定存在一方认可但是另一方不认可的情况，甚至认为即使强迫对方仍然是对对方有利的情况。”
“至少有一种情况，而且，正好就是我们的情况。当双方都想追求真理，又都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也许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选择最终就可能正确。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无法证明另一条路到底行不行，甚至可能更好。其次，如果最后失败了，又该怎么办？当然，只要两个人相爱，这两种情况的责任都应该共同承担，不能因为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就要完全承担责任，那有违爱的本质。所以，也许应该把这视为一种决策机制。也许决策的结果不如一致同意，但是，犹豫不决又必须决策，这本身往往就预示着条件不好、决策难度大，所以，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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