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骁飞对她此举也比较支持,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收藏。此外,容蓉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黄金时代”的快速改革,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直接伤害了这些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感觉到无所适从。
而且,公共卫生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也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提升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扫盲运动,使中国的识字率从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长到40%。还有上百万的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归来。同时,工商立国让极少数人暴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权威体制下。中国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又导致政府官员寻租造成的大面积**。此外,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政治参与,所以很多人对复兴党的权威独裁亦多有不满。
并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轻人,较高的期望与并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尤其是一些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所以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复兴党
宋骁飞知道,中国的大改革必须立即启动了。当阮忠枢让宋骁飞罢免鲁迅,宋骁飞思考了良久,说:“你马上通知在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明天到国民议会召开全会。”
阮忠枢知道宋骁飞准备回应社会关切了,他有点担心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大总统转述李鸿章总统的那句话:‘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学生们还在街头示威,还是先解决鲁迅的问题吧。党内反对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击他,认为他不适合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宋骁飞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是该给年轻人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了。”
阮忠枢说:“就怕年轻人心太急呀。对了,谈起我们的孩子,还真不让人省心呀。有消息说,克仁和义勇也参加了学生的街头游行。”
袁克仁是宋骁飞的长子,克仁是宋骁飞给起的名字。袁克仁的生母是于小婉。生下不久,被过继给大夫人秋伊。因为秋伊膝下无子女,对袁克仁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
袁克仁也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从小立志做一名仁人志士。因此宋骁飞对他有些偏爱,送他去了美国西点军校深造,十五岁就毕业回国。他开明又富有雄心壮志,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审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装,他最喜欢的行头就是西点的军礼服,蓝色的呢绒,宽阔的肩章,丝绸绶带。
阮义勇是阮忠枢的次子,是袁克仁在西点军校的同学。和他们一起上街的,还有冯国璋极为器重的三儿子冯家遇,毕业于北洋陆军士官学校。冯家遇聪明好学,且性格刚倔,好胜心极强,进入学堂后,便以一名普通学员的姿态勤奋学习各科学业,从不依仗父亲的名势,进校很久,同学中竟无人知悉这个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冯三公子。另外,还有段祺瑞弟弟的儿子段宏纲,他自幼跟随伯父段祺瑞长大。
这四人都是家境显赫的官二代,他们以袁克仁为首,在北京城号称“太子党”。四人上街参加游行的照片被记者拍到刊登见报,消息传开后,上街游行的青年人就越来越多,要求复兴党马上进行选举改革,并且打击黑心的地产商。
宋骁飞听说儿子袁克仁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叹了一口气,对阮忠枢说:“你赶快去准备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会议吧,主题就定为法治中国。”
阮忠枢说:“现在当务之急,复兴党必须要就鲁迅骂战表态,而且上街游行的学生要尽快驱散。”
宋骁飞说:“游行示威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是人民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我们回应社会关切就可以了。”
晚上,宋骁飞回家与家人吃完晚饭,把袁克仁叫到了书房,问道:“听说你和朋友们参加了游行示威?有这回事吗?”
袁克仁是大长腿,身高一米八一,面容俊秀,看起来很斯文,气质不错,去演韩国现代的偶像剧都没什么问题。他穿着白色衬衣,灰色西装,站得笔直,他对父亲是很崇敬的,不敢撒谎,轻声回答说:“是的,父亲。”
宋骁飞问道:“为什么?”
袁克仁回答说:“为了社会公平正义。”
宋骁飞说:“在你们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袁克仁摸了摸后脑勺,说:“无论贵贱,人人平等。不论出身,要得到就应该努力付出。像我现在这样安逸的生活,我没有付出什么,我只是有幸生在总统的家庭而已。这就不公平。还有那些富二代,他们生下来就能过上有钱的生活。他们也没有付出什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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