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三三年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闽西赣南地区建立了数万平方公里的苏区，拥有八九万红军，连续打破敌人三次围剿，极大地震撼了敌人。也为王明委派的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大批的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的留苏干部提供了安定的革命环境。
可惜这些头脑简单的狂热者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很快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推行土地革命，建立了银行、发行钞票，接收了红军指挥权，用革命的武装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要像建国初期的苏联红军那样打败帝国主义干涉军、白匪军。
他这个土生土长、没有朝过圣、喝过洋墨水、只知道游击战运动战的农民领袖，根据地真正的主人自然被排挤到政府部门、远离了权力中心。看着大量的伤员、不断传来的败讯让体弱多病的他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长征前差点被留在苏区无法参加战略转移。
令人敬佩的是他足够坚强、足够有耐心，在错误路线全面失败、革命到了必须重新选择掌舵人时有着崇高威望的他得到了历史的青睐，肩负起领导中国共产党摆脱困境的重任，混乱的溃败逃亡之旅被迅速组织起来，把中国革命的航船有惊无险地驶向了大西北。
更加幸运的事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陈海松带着巨大的战果、明确的态度、高超的指挥和管理艺术站在了他的左右，用新奇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开辟了党的事业蓬勃向上的新局面，也给他打开了一扇扇思想的窗口，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
有这样一个思想单纯、能力出众、文武双全、能打敢冲的先锋官去开拓无疑是自己的幸运、是中国革命的幸运，看看八路军整体的实力、看看工业基地的规模、看看苏联影响力的衰弱，这都是自己想做没做到、有些甚至是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想也没想过的。
他环顾了一圈热烈议论的战友们，朗声说道：“洛甫、凯丰同志，你们这下知道他的为人、他的能力了吧，没有他不敢想的，没有他不敢做的，就是这样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加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过人的精力能力，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以前和你们一样在苏联革命理论长期影响下对共产国际有了依赖心理、把苏联当成我们的榜样去效仿，总觉得离开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我们的革命事业会像断了奶的孩子一样孤苦无依，曾经对他的许多做法想不通、看不惯，出面指责过、制止过，也发生过激烈争吵。
有分歧并不可怕，革命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谁也不能未卜先知，谁也不是天才，只有在实践中、调整中、辩论中、争吵中、思想的碰撞中我们的观点才能越来越接近。
历史经验说明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不同意见就是革命的敌人受到镇压，而是通过开诚布公地交流把所有人集结在共同的理想、相同的愿望上来，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放弃形式的分歧来一起谋划中国革命的未来。
海松刚才提到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伟大的学说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得到补充完善，一个政党一定要有适合本国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
我们也是共产党人，也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渴望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满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没有办法把中国带出黑暗，我们将要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再造神州。
遍观世界各国贫穷落后国家中只有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带来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的彻底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按照人民的意愿建设国家经济、根据国际斗争的形势组建现代化的服从于党的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
在苏联党的领导下苏联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干涉，成了第二大工业国，积极地帮助弱小民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热情地指导各国革命让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古老中国。
但是如何把可能变成现实是最考验一个革命政党、革命者的地方，仅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我们是在一个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几十个不同民族、四万万人口、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缺少工业基础和产业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文盲、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大国创建一个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历史重任光荣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肩头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既要理想坚定、还要勇于实践、更要有能力，应该像海松这样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
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学习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丰富知识、扩展视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各个方面建设事业的水平，提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提高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条件的能力，不仅要善于破坏旧制度更要努力建设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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