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姓汪，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分配到藩城后，一直在地区文教局工作。“**”前当了科长，不知为什么又下放到泽溪的乡里去挂职。“**”开始后被造反派揪回局里，斗了个七窍生烟。1969年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旋即又被局革委会宣布光荣下放，全家一起回到他东北老家去，一泡就将近十年。直到1978年才落实政策回到了藩城地区文教局。科技局成立后，他又被抽过来当了科技馆长。怪不得有过去同事过的老人见了面，彼此一握手，馆长总是自称“出土文物”。
这些情况景予飞以前听同事断断续续说起些，了解得并不详细。今天才知道，馆长实际上也不比自己早回藩城多久。当然，他们的资历和身世不可同日而语，馆长所经历的磨难也是自己无法想象的。但他听后心里反而有些许莫名的宽慰感。在他心目中非常崇敬的老馆长的人生尚且如此多灾多难，自己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只是在馆长讲到他那个“寒”时，景予飞有了种毛骨悚然的共鸣感：自己现在面临的某种困境，和馆长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恐怕也是馆长所无法想象的“寒”吧？可我这是什么年代哪？怎么也会不寒而栗？而且，我的“寒”岂是喝几口酒能解的？又不知会不会也像他那样，一寒十年哪！
真那样的话，我宁肯回到他们那个年代去，到而今还有个翻身的日子。我那孩子要是许小彗真把他生下来，处置不当的话，真不知我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啊！
可能见景予飞有些走神，馆长把酒瓶盖子给盖了起来，俯身放进抽屉里：看来小景你真不会喝酒啊？那就少喝点吧。
景予飞慌忙解释：我是不太会喝酒，可是馆长你怎么也不喝呢？时间还早哪。
馆长微微一笑：你没看出来吗？不是因为你没陪好我。没听过有时候会有人叫我汪三两吧？说的就是我喝酒几乎从来不会过三两。不像有的人，一上场就冲得很，以至人称某一瓶，甚至某一缸，实际上每喝必醉，每醉必乱，弄得臭名远扬，还自以为海量而洋洋得意。其实真要我和他们拼起这个来，恐怕不会拜下风。但是不，我喝酒就这样，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了。每天不喝点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甚至打不起精神来，可是也难得会过量，一般每顿不会过三两。这能耐一般人也做不到吧？
景予飞连忙点头：馆长的自控力很强啊。
对喽，就是要有所节制，所谓适度是也，中庸是也。不光喝酒，凡事皆如此。说实在的，这也是我从那股子“寒”气中悟出来的人生宝典啊。你想，当年局里大小干部也不少，为什么独独会把我派下去挂职？为什么并不是局领导、根本算不上走资派的我，也会给斗个死去活来？为什么末了还要把我赶下去十年，不寒而栗？这首先当然是我的命不好，碰上了那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这是我们这代人悲剧命运的共性，是政治大环境使然。我也相信，从你们这辈开始，今后就不必再担忧会重演我的悲剧。但我那份严寒也不是没给我有益的教训，那也是我在茅屋里痛定思痛悟得的，那就是：我这悲剧命运中的个性因素是什么？其中有没有我自己的性格缺陷在呢？当然是有的。现在你恐怕感觉不出来吧？我知道现在不少人背后管我叫老好人，温良恭俭让，见面先拱手，开口三分笑。可你知道吗？我像你这般大时，可叫个血气方刚！自以为聪明，志得意满；自以为正直，挥斥方遒；自以为光明磊落，指点江山；其实却犯了许多官场上、政治上和为人上的大忌啊。当然，具体怎么回事就不说它了。反正我是痛定思痛喽。
汪馆长忽然停住话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景予飞，似乎在犹豫什么，终于又举起自己的酒杯，轻轻碰了下景予飞的杯子，说：
小景你呢，还很年轻，学历、素质在馆里都有很好的评价，尤为难得的是，你为人谦和，不事张扬。其实我看得很清楚，你是真正用心读过点书的，因此很多方面你有自己的思想，却不因此趾高气扬，不是半瓶子醋穷晃荡。像你这年龄的年轻人，这么稳健的并不多，所以我对你一直很看好。只不过，今天既然说到了自己，顺带着再卖几句老吧。就是说，倘若你可以从我这个反面教材身上悟到些对自己今后有用的东西的话，我这辈子也算没白“寒”了……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年轻人思想新，包袱少，工作上大胆泼辣、积极努力都是应该提倡的。现在的政治局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开明，而且看来应该会越来越开明，所以你也不必像我们当年那样过于缩手缩脚。只是，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上，可能我还是过于保守了些。总觉得面对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敢说就可以无拘无束了。有回我听你跟人说起过柳青。知道吗，我也读过他的小说《创业史》，里头他就说过：人生的路很长很长，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你信不信？有时候，一个人确实只要一步不慎，就可能成千古恨哪……对，还是适度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中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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