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的时候，景予飞刚好拿着饭盆，准备到食堂吃午饭。楼道里空无一人，同事们要么回家，要么也到食堂去了。这时候的电话，景予飞本也可以不接的，但出于某种潜在的心理，他还是疾步奔去拿起了话筒。
喂？
景予飞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景予飞的心堤訇然崩溃，激流涌动：你……
他觉得脚下的地板在左右倾斜，赶紧伸手扶住墙壁并竭力稳住自己的情绪，心里却暗暗叹息着，好一会儿没法开口。
好久没有听到这熟稔而越来越恐怖的声音了。
这是1981年9月下旬的一天，后来就成为景予飞此生永远忘怀不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距他与许小彗最后见面的日子过去了有半年多。在最初的两三个月里，许小彗也曾冷不丁地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以不欢而散告终；内容每次会有些小小的新话题，但主题则始终围绕着孩子的生与不生而吵闹。景予飞挖空心思、苦口婆心加威逼利诱，坚持劝说她打掉孩子；她愣是像一块千年磐石，丝毫不为所动。
景予飞渐渐习惯了这种格局，也在心里做好了孩子生下来的准备。
谁让我碰上这么个愚顽而痴执的女人呢？我无能为力了，我也尽力了。她愿意吃苦头，就让她去吃吧。我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那就付吧。孩子将来会有什么命运，就让上苍来决定吧。孩子将来的成长，该我负什么责任，我就努力负什么责任吧。或许，人生确乎有命，这就是我的命数所在。而有个属于她的孩子，多少可以让她得到某种心理安慰，也可算得是我对她的一种偿付吧。
只是，这也未免太苦了这孩子了。他是个活生生的生命，不是工具，不是药石！可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孩子的命吧。
发现馆长已了然自己的隐私后，景予飞也曾惶恐过一阵。他也曾多次试图再找个机会，索性向馆长坦陈私密，求得他的谅解，但每次都是事到临头就打起了退堂鼓。而馆长则完全像是压根不知道什么一样，从来没有主动和他提起过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话头，连一点类似那晚谈话的暗示也再没有过。
事实上，他们也没再在一起吃过饭。虽然景予飞有一天下班时邀请馆长上附近的饭店坐坐，但馆长却说有事而一口回绝了。馆长确实也是很忙的，对于馆里的局面而言，一切都在初创之中，可谓百事待举。馆长甚至很少有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候，不是上地区或局里开会，就是到基层或区局去参加各种活动，因此景予飞连见他面的机会都越来越少。
后来景予飞就打消了主动说起自己事情的念头。因为一切情况都表明，许小彗的信并没有影响馆长对自己的看法。他不仅再没有提起什么，景予飞也再没在他的字纸篓里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更重要的是，景予飞的人事关系不仅如期在这年的四月初正式调了过来，当他在五一劳动节假期内和喻佳到陕西她大舅处旅行结婚的时候，馆长还特地给他多放了一周假。
或许这一切原本就是误会，仅凭那个信封能证明什么呢？那几个字不过是有点像许小彗而已，是我神经过敏而误以为是她写来的？
景予飞这么想也不完全是自我安慰。他后来在电话中明确问过许小彗是不是给馆长写过信，被许小彗一口否定。虽然她的语气显得有些虚弱，虽然她的话经常是真真假假，难以置信，但在这点上，景予飞希望是真的。
景予飞和喻佳的婚礼十分低调，好在那年头也还不太时兴大操大办。他除了在馆里和泽溪原学校里散发了一些喜糖外，外头都尽量不事声张，甚至连一桌正经喜酒也没办，就是两家子亲戚们聚在一起吃了顿饭。双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什么老框框。景予飞和喻佳也属于那种观念比较开通的人，许多地方重实而不重名。何况大家都觉得，两人都同居一两年了，没有什么铺张的必要。因此，他们甚至连刚刚开始流行的婚纱照也没去照一张，就算把婚事给办了。
对此，景予飞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感的。也是因为许小彗，他心里鼓不起做大婚事的劲头，甚至还担心会不会被她得知而弄出什么名堂来。在陕西途中，他对喻佳表露过歉意。所幸喻佳又一次表现出她的善解人意。她说办了证就是法律认可的夫妻了，社会上习惯的那些虚浮的套路她从来不在乎，但愿从此生活太平就是万幸。
景予飞清楚喻佳指的是什么。他又何尝不如是期望呢？
事实上，许小彗在这点上表现得也出乎意料地配合。从四月他们开始紧锣密鼓筹备婚事至今，她就再也没来找过景予飞，而且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来过。她完全就像是彗星离开地球那样飞逝得无影无踪了。
景予飞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时间一长，他私下里甚至还滋生出一个不敢多想却又始终在暗暗期盼着的念头：没准她知道了自己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后，逐渐失去了信心，从而放弃了自己的痴妄（他深信她会知道自己办婚事的消息，因为她给他的一贯印象就是如此，似乎始终能够掌握他的重要动向和信息。而要打听这类消息，她只消以一般人身份给馆里人打个电话就很容易刺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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