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3日中午，景予飞早早地来到他上次与许小彗、陈建设见面的护城河边上，等待着许小彗的到来。
尽管老大的不情愿，尽管后来又在电话中争执过多次，生活费的问题最终还是以景予飞的妥协收场。也就是说，他已给许小彗的两千七百元不算预付生活费，而是一次性补偿。从本月起，他将开始给付孩子每月四十五元的生活费。
因为每月1号大多是法定假日，他和许小彗商定，原则上每月3号为他付费的日子。景予飞还主动提出两个月一付的办法，即每过两个月的3号那天中午，他们在护城河边的老地方，交付给许小彗下两个月的（一年多后又按照他的要求，每隔一季度交付）生活费。
景予飞这样做的理由是这样双方方便些，实际的想法则是希望尽量少见到许小彗，以减少烦扰，延长相对的清静期。
对此，许小彗并无异议，虽然她心里很清楚景予飞的想法，还曾尖锐地说过一句：你就这么讨厌见我吗？但她还是爽快地同意了。
毕竟，对于她而言，钱早一天到手并不是坏事。而且，后来的实际也证明，取钱时间的约定对于她不过是一种形式，任何时候只要她想见到景予飞或是提什么新要求，有的是理由和成功率。
事实上，景予飞自己也更加明白，尽管他徒劳地挣扎或抗辩过无数次，但自己的咽喉从一开始就已牢牢地扼在了许小彗纤柔却有力的手指间。
从正式支付第一笔生活费开始，景予飞就踏上了他命运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直到时间进入21世纪的2005年，尽管中间仍出现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反复与波折（此一时段波折的中心问题仍然是钱，但也有许多令景予飞痛不欲生、度日如年的其他麻烦，尤其是与儿子相关的种种问题），每隔两个月至一个季度，景予飞都雷打不动地恪守着自己的承诺，准时出现在那个相对固定的地点，把随着时代和他收入变动而重新议定、逐渐递增（大多还是他主动增加）的下一季度的生活费，交到许小彗手中。
正如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变化和运动是绝对的。他们间的相处规律当然也决非一成不变的。比如逢年过节，比如儿子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参加重大活动、生大病等情况下，景予飞无论情愿不情愿，最终必然会额外给付一定的费用。
但总体而言，有了一开始形成的这个规律，对心力交瘁的景予飞来说，心理感觉和承受能力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缓冲。许多时候（尤其到了这一大时段的中后期），他为许小彗尚能大致遵从这一规律而庆幸，甚至有时还会心生感激。因为如果她始终出尔反尔，反复加码或过于无赖（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早期非常频繁），他除了哭天吁地，勉从其命，实在没有更好的应对良策。
事实反复而无情地证明了，在与许小彗（她手中还有一个基本不出场的有力武器——儿子）的博弈中，他早就悟到并不得不乖乖遵从一个越来越颠扑不破的真理：他永远也休想拗得过她。无论你如何抵抗，最终只有顺从这一条路。原因不仅在于她的性格之强悍、意志之刚强、手段与谋略乃至心理尺度的把握越臻成熟与丰富，更在于他本人，几乎先天就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软肋——他害怕事情闹大，担心名誉扫地，更害怕儿子的生活质量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许小彗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这一弱点。
说白了，他心中有鬼，也有愧。因此尽管他也无数次地对许小彗显现出表面上的强硬，如嗓门比许小彗高，怒极时抓头发、掐大腿、捶桌子、砸东西，并无数次威胁自己要破罐子破摔、以死相拼，骨子里他却永远也强硬不起来。
钱是身外之物，精力也是割不尽的韭菜，多花点就多花点吧，只要她不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实在无法承受；只要苟且、顺从能换得相对的平安；只要我的钱是用在儿子身上了，就是值了——这是支撑着景予飞的最基本的心理逻辑。
而他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或者说怀疑过许小彗是如何支配这些钱的。因为，即使是在最愤怒最无理性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怀疑儿子在许小彗心目中的地位与意义，即使在三年后，许小彗又和她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不仅许小彗本人反复向他表述或暗示过，自己对小儿子的感情与对他们俩的孩子言真的感情不可同日而语，在后来长期的相处接触及其潜意识中，景予飞乃至喻佳都始终感觉到并深信着一点：自己这个儿子言真，在许小彗的生命中，是高于一切的，包括她自己的生命。
景予飞深感遗憾却也不无“庆幸”的是，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光里，不论是儿子十六岁那年，据许小彗说他本人已知悉了自己的身世后，还是他大学毕业、就业、结婚，景予飞从没见到过儿子一面！
既然只有一味的付出，而看不到任何回馈，又谈何“庆幸”？
当然算不得庆幸，所以景予飞内心里也时常将此视为遗憾而悬念不已。但事物都有其复杂性与特殊性在，恰恰因为景予飞的某种特殊心理和这个孩子与生俱来的特殊状况，景予飞对他的存在和感情，始终是矛盾而无奈的。如果许小彗是通情达理的，如果这个孩子也是通情达理或明白而宽容的，那么客观条件再怎么不便，再怎么有障碍，彼此保持谅解、默契和适度的交往，也应该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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