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予飞说是你把我忘了吧。快年把没你音信了。这车也是才换的吧，看来你的效益真不错呀。徐志明点点头：麻烦也不少，哪比你坐机关的一副朝南面孔好哇。不过现在汽配行业正是景气上升的时候。车嘛，我平时是喜欢尼桑的。这个是专门办事时用的，猪鼻头插根葱，不想让那些官老爷把私企老板看扁了。
说着，打开车门把他让进去。景予飞客气道：什么事把我们董事长忙得这样，吃过饭再走也不迟嘛。
徐志明嘿嘿一笑。景予飞注意到，到底人到中年了，徐志明也比以前沉稳许多，笑起来很收敛。当然，更因为胖了，福相了，所以他现在的嘴巴也不像从前那么显阔了：以后吧。这回太忙，还有个安监局朋友的东西要送掉，接着还要往上海赶。我把你带回家吧。
景予飞说那就不用了，我中午一般在食堂吃。可徐志明已经熟门熟路地上了路。同时告诉他，快元旦了，少不了给方方面面备点东西，顺便也给他带了一份。
到了家才知道，徐志明竟给他带来条一米多长的大青鱼。还有两条软中华。
烟是不用说，景予飞一见就喜出望外。可是这么大条鱼，让我怎么办啊？
当然，他也知道，这不光是徐志明的厚意，也是泽溪的风俗，年年有余，且有“大余”——以往每逢过年时，满大街都是自行车屁股上拖一条大鱼走亲拜友的。现在日子好了，许多人山珍海味也不稀罕了，这风气就渐渐淡了。但是，送大鱼的这份情谊却是不变的。
想到情谊，景予飞又愣了神。
从小到大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保持到现在的，扳扳指头，竟数不出几个来了。而徐志明可说是唯一一个还和自己保有情谊并且从来对自己无所求，几乎从来都是单边付出的好朋友。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自己困顿时的物质上，他都给过我太多的支持和关照。尽管他本人的事业和财富乃至社会地位早已不可和同学少年时同日而语了。
这才是朋友，这才是兄弟，这才是……完全可谓是手足之情啊。
景予飞唏嘘着，不知怎么思路一转，突然蹦出一个令他十分局促而不安的念头来：可是我呢，比起他来，我当得起这份情谊吗？或者说，我称得上是他的好朋友吗？他顿时又像上午一样，突然掉进一个陷阱似的，思维风车般地在这个问题上拼命地打起旋来——这么些年了，尤其是到了藩城以后，哪怕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要去看看他，关心关心他的现状、家庭什么的，或者给他送上一条鱼，主动请他吃顿饭什么的呢？回泽溪也罢了，他是地主。可是他来藩城的时候，哪怕名义上是我请客，到头来哪次不是他埋单呢？而我似乎早已对这种格局习以为常了，似乎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我这人是不是有点薄情寡义啊？而站在他的角度看的话，或者换了我，遇到像我这号人的话，还会愿意再来往，再当做朋友处吗？
推而广之，我在与其他同事或者朋友的相处上，能赶上徐志明对我这样一无所求而始终真诚无私吗？怎么好像一个例子也找不出来呢？
不对，我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各人有各人的相处方式和处世习惯，我向来不屑于世故的那一套，虽然也许没怎么有惠于人，却也并不刻意贪图别人的情谊或者好处呀？而徐志明生来就是这种人罢了，况且我对他也并不能算薄呀？
他又开始搜索枯肠，拼命为自己找理由，找对徐志明的好来。思来想去，倒还真找到了不少：比如小学时他饱受同学歧视而自己从来不歧视他；大起来尤其他起步做小生意，活得还不理想又毫无社会地位时，我一如既往尊重他，未必不是他对我感恩的缘由嘛——他这号人，钱不缺了、社会尊重乃至酒色财气也一样不缺了，缺的不就是“真情”二字吗？想来在他心目中，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呢。
对了，差点都忘了，我在他最最困厄的时候，不是给过他莫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吗？恐怕他现在再怎么，也难以忘怀这段缘分呢。
这段往事景予飞自己也早就忘没影了，现在居然又被他从记忆的箱底里翻了出来——那还是1972年的时候，景予飞初中毕业在泽溪乡里下放过一阵。有一天突然发现大田里吵吵闹闹的，涌现出一帮奇形怪状的人来；他们不分男女，统统穿着件灰黑色的粗劣混纺布工作服，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地，跟着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歪歪扭扭地在田埂里吃力地行走。队长兴奋地指着这约摸三十来个年轻男女，说是些劳教分子，上头让他们帮大队抢收双季稻来了。原来这帮人都是县里在春季严打时抓起来的。因为都是些小偷小摸或耍流氓的，够不上判刑，所以轮流押到各地乡下去割稻，谓之劳动教育。
这种现象在那个年头并不罕见。所以村里人指指点点看了会儿热闹也就散到田里割自己的稻去了。可是景予飞却像根木头戳在原地拔不动腿——他居然在这伙人里看见了徐志明！
而徐志明看见他却是喜出望外。虽然彼此心照不宣没打招呼，但徐志明很快就挑着两捆稻子往他身边过来了。两人对眼的瞬间，徐志明向机耕路旁的茅厕方向使劲努了努嘴。景予飞心领神会，便悄悄地进了厕所等着他。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