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天的来临，手上的工作也变得顺利，我或许真的有点天赋，也要感谢团队的智慧，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最终顺利通过，几个国家点名的收购案也顺利进入到了尾声，助理送来代表证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我以为我一辈子都和政治毫无关联，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条途径，但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毕竟是国内排名前列的集团，又与军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拿到代表证也在情理之中。
助理问我是否需要代理提案，我抬了抬手，止住了他要说的话，决定亲自去做。花费了二十个工作小时，初始有些生涩，后期键盘敲得飞快，很快就写完了，看着这一份比记忆中更加详尽的提案，我像是回到了鹿市。
那时候我大刀阔斧地招商引资、试图变更本市僵硬的经济局面，也试图写些东西递给上级领导，希望能够从更高的层面上做出一些改变。
如今又有一个机会在我面前，纵使希望渺茫，总是多了一个发声的机会，这份提案不至于永远躺在我的记忆中。
我喝了杯咖啡，又改了几条，亲自打印好了文件，装订好盖上了公章。代表证给的很急，没过多久就到了开会的那一天，我换了一身黑色的西服，坐车走到半路，却遇到了交通管制——其他代表们大多提前到了宾馆，我因为没什么经验正好赶上了。
司机无计可施，转过头问我的意思，我让他靠边停车开门，直接下车按照记忆中的路线一路狂奔——这是我无比熟悉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总是握着公交车上的把手，透过车窗看街道两侧的景物。我知道不远处有家包子铺，前面总是拍了长长的队，也知道转过弯，就是一条老旧的胡同。
我跑进了胡同里，直到遇到了矮墙——这里原本是一条通道，可以直接穿到大礼堂后面的第三条街，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封死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表，时间已经不够充足，来不及让我再寻找一条不那么熟悉的路。
我后退了几十步，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将手提包上提压在手臂弯，提速向前奔跑，最后一步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向上跳，小手臂扣住了墙上方的瓦片——我花费了十分钟，才翻过了这座墙，脚掌重新触碰到地面，宛如新生。
西装的布料撑住了折腾，简单整理好，我握着手提包继续向前奔跑，等到了大礼堂的门口，记者们已经开始准备入场了——许是很久没有看到即将迟到的代表，我还听到了几声咔嚓的声响。
但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飞快地在签到处签了自己的名字，又被引导员引去了自己的位置。
我在两侧见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微微点头当做打了招呼，翻开记录本准备听大会的开幕词。
我对这一切太熟悉了，连记笔记的时候几乎都能猜到下一句的要点，半个小时的开幕词结束后，开始分组进行讨论，我与周围的人并不是十分熟悉，也简单讲了讲个人的提案——或许因为我的提案相对详实、切合大家的需求，被选中到上一级重点阐述，原定的一日开会行程，被迫延续了时间，我一遍又一遍讲述我的提案，也接受其他代表的询问和建议，每次阐述后都对提案进行修改和修正，不久之后，又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
当我发现郑东阳坐在台下听我讲解提案的时候，我意识到，最开始的“只是试试”，已经变成了“很有希望”，好的提案或许会蒙上尘埃，却也有一定的几率被上面的领导们发现。
我结束了这一轮的讲解，居中的那位领导带头鼓起了掌，其他的领导们也一起鼓起了掌，我的视线略过了郑东阳，他面无表情，心情似乎不怎么愉快，但下一秒他的表情也转为了真诚的微笑，高举起手鼓起掌来。
这一份提案最终送到了最上头，是否会被批准、批准前需要经过多少道审核和修改，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我已经回到了公司里，处理积压的事物，仿佛有干不完的工作，一眨眼，又过了一个月，我一下子想起来，我很久都没去见张晨，而我周围的人竟然也默契地没有提醒我。
我揉了下眉心，列了个单子安排秘书去买，临时加了个班，空出了半天的时间。
等第二天中午我扣上钢笔帽，准备离开的时候，吴铭却亲自过来，只说临时有国外的客户来访。
我翻看了文件，的确是一位大客户，就把文件夹重新递给了他，说：“你代替我去接待。”
“最好由您亲自去……”
“他并没有重要到那个程度，”我顿了顿，试图让话语不那么尖锐，“我有些重要的事。”
“恕我直言，去见张晨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吴铭站在我的面前，他有着混血儿惯有的深邃的五官，薄薄的嘴唇抿着，像是遇到了极为苦恼的事，“您是集团的掌舵人，现在已经基本接手了所有的工作，您并不需要再向他请教什么了。”
我对吴铭的阻拦感到莫名其妙，也理解了为什么秘书和助理都不愿提醒我相应的日程，倒没有怎么生气，只是说：“我去见他，并不是想去请教什么，只是想去看看他而已。”
“但在集团的董事看来，您频繁去见张晨，侧面也代表您的决策离不开张晨的遥控，这会给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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