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有云：‘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在这里是借指太学。而《周诗》与《鲁颂》都是诗经里的篇目，在这里是借指官方教学的书目。
他那番话的意思是，周代的太学无不是重视经义道理，如今太学却五科并重，压缩了经学的生存空间，并与经济、治剧这些杂业并论，有舍本逐末之嫌。所以即便皇帝再怎么有意兴复教化，那也是南辕北辙。
郑玄说到了朝中所有人都不敢说的地方，那就是太学已经旧瓶装新酒，不再是以前拥有上万太学生、鸿儒士子云集的太学了。
早在皇帝重设太学的时候，朝中就有人在暗中抵触五科的设立，只是那个时候朝中拿的出手的大儒名士就寥寥几个，而且都牵涉到政争。皇帝当时又是借由盐铁廷议一事力挫百官，威权无两，这才强行将太学五科定制下去。
尽管如此，太学祭酒杨懿仍采取了一种讨巧的法子，在明经科的下面又分了好几种学官，分别用来讲授《尚书》、《易》等经书，所以明经科相比于其他科目，所拥有的博士是最多的。往往都是比照五经博士的成例，一份经书配一个博士，而其他的科目最少的只有一个博士。
明经科因为上有太学祭酒杨懿背书，下有许多成名已久的博士坐镇，导致明经科成为太学最显赫的科目，太学生皆以入明经为荣。不仅如此，每每开课，常引起那些被强行调剂到其他科的士子们跑来旁听，明经科由此也被称为太学中的太学。
底下的执行者走迂回的路子抵触皇帝的政策，虽不至于明面抵抗，但这也让皇帝极为不满。但他也没有办法，毕竟他手上一时没有能挑起大梁、能孚众望的御用大儒，所以撤了一个杨懿，换谁上去都一样。这是风气问题，而移风易俗，更改固化已久的意识形态，却又是这世上最难办的事情。
皇帝一开始还想着在太学祭酒与太学仆射之上设立太学令，把郑玄摆到这个位置上去，让他统筹太学所有事务，借助他名著海内的威望与远超当代的学识，能把风气扭转到皇帝所预想的方向上去。毕竟从郑玄融汇古今经学与百家之长的成就来看，对方绝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没准能被皇帝说服，认同皇帝五科并重的观点。
可现在从郑玄的态度中，皇帝发现，原来思想再开明的人，也有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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