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李向东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对于老高他们要带他对哪里，一点也不关心了。他想，自己是清白的，他们要把自己带去哪就随他们带去哪。现在，他想到的是那个边远的镇，想到的如何让那个相对贫穷的农民通过屏幕的形式，看到和听到市委市政府的声音。
车先是走得很平稳的，走着走着就颠簸了，李向东抬头看看窗外，车已下了主干道，拐进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
他不禁问：“这是去哪？”
老高说：“一个你身边的人知道的地方。”
李向东开玩笑地说：“不会是秘密枪决吧？”
老高说：“有时候，死也是一种解脱。”
李向东问：“为什么你总是想到最坏的结果呢？”
他说，你放心，我不会走那一步。我根本没必要走那一步。
他说，你可能以为证据确凿。我知道，你是断定证据确凿才采取这种行动的。但是，我比你更清楚自己，更清楚自己是怎么一个人。
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也极端负责，所以，不用很久，你会向我道歉，会为自己做的事感到内疚！
老高说：“我真希望自己向你道歉，不过，你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他说，每一次，我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心里都很矛盾，都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都希望我是错的，也希望能向我的当事人能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然而，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他说，我说过，我不会随便介入某个案件。我的介入往往意味着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老高已完全恢复到办案人的身份。从现在开始，他不必再顾忌什么了。他要尽能力打消李向东的侥幸。他要让他知道，他别想在他这里蒙混过关。
车在弯曲的乡间道颠簸地走着，竟看不到一个村庄，也看不到人影。路两旁杂草丛生，时不时就刮着车身。走了一个多小时，李向东知道早已进入临市的地界，这里应该离地级市区更近一些。
越往里走，越觉得荒凉。李向东想，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从没听说过会有这么一个地方。渐渐看到前面有一幢白色的小楼屋了，在那山脚下，在那竹丛间。近前，李向东看清楚了，那是一幢石砌的楼屋，应该是几十年前建的，那时候，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建一幢这样的小楼屋呢？孤零零的。
老高告诉他，这楼屋是文革时建的。
他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小林场。这楼屋是林业工住的地方。文革后，没人愿意呆在这地方了，原来那几个林业工情愿辞掉国营工人的身份也不愿在这地方呆下去了。这楼屋就荒废了一段时间。
他说，前几年，曾在这当过几年林业工人的地级市某市领导故地重游，看到这楼保持得还很好，就希望能再派上用场。说也巧。那一年，地级市发生了一宗经济案，那位市领导分管这工作，就想到了这地方，就把这里改造成隔离审查的地方。
他说，这以后，这里就一直派上了这么个用场。
老高说：“这地方不错吧？山清水秀，与世隔绝，是能够唤起回忆的好地方。”
说这番话的时候，已是下午。西斜的阳光从窗门走进来，照得屋里一片光亮。如果是在城里，那阳光会显得烤热，但由于山间静凉的风，那阳光却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李向东睡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在小楼屋西南角的那间屋。地方还算宽敞，床上用品都很整洁干净。楼下住着的是一个班的武警战士，据说，二十四小时值班，时刻注视着西南角住客的动静。
李向东说：“我成犯人了！”
老高说：“如果，你是平民，你可以申诉，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辩。但是，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配合组织，如实地说清你的情况。”
李向东说：“我感到很委屈！”
老高说：“理解。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第一句话，都是这么说的。”
他告诉李向东，我在这里办了好几个案子，没有一个是假案冤案。
他说，你还记得去年，地级市发生的买官卖官的案子吗？涉及到三十多人，查出的厅处级领导干部十多人。那案子就是我办的，就是在这里办成的。
他说，一开始，也我们只是掌握了一点线索，但是，我们把当时人带到这来，让他自己反思，让他如实交代。另一方面呢？我们从各方面了解情况，收集材料，几乎是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就找到了他犯罪的证实。
他说，只要是做过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当我们把当事人隔离后，通过他身边的人，通过他工作留下的记录，很轻易就能找到证据。那时候，他在事实面前就不得认罪了。
老马说：“你也一样。交代不交代是迟早的事。”
李向东说：“你们不可能找到我的证据的。”
老马说：“你即使做得再周密也不可能天衣无缝。比如，我们可以从财务的帐本里看到漏洞，可以从你的支出看出你的收入。可以……很多地方都会留下痕迹的。不要以为外面会有人帮你，只要我们把你隔离了，你失去了游说串通的机会，就不会有人出面帮你了。所以，我们在外面做什么，是不会遇到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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