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向银行贷款比捡钱还容易，有的人贷了款便肆意挥霍，根本没想还。刘全却没有人家那胆量，即使，他曾上过战场，也没有人家那胆量，贷了款好几天都睡不着，想这钱怎么才能还啊？想年底，还银行的利息就要了他好几亩田的收成。想得心痛，人更勤快，不到半年，跑短途运输就把银行的贷款都还了。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刘全胆子似乎大了许多，发现许多村的年青人都进城里打工，到了收割季节，家里的老人忙不过来，自己又赶不回来，就宁愿化钱请人帮收割，于是，他又贷款买了一台收割机，专门上村上户帮人收割。
三几年下来，刘全不仅拥有了一整套机耕设备，代耕丢荒地面积也扩大到了几十亩，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还请了几个外省工做起了农民老板。即使后来减免了农业税，那些丢荒田的农民再不乐意白送农田给刘全耕种了，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全的耕种面积不减反增。刘全也由机耕、短途运输、种水稻发展到养猪养鱼，冬季搭温棚种疏菜，渐渐成了东南片没人不晓的大耕户。
那一年，便成了市县的农民劳动模范。钟市长就是那一次在主席台上给刘全戴的大红花。
开始，刘全认为自己很幸运，就说在那些复员军人中，论聪明，轮不到他刘全。论能干更没他刘全的份，许多人都想勤劳致富，但不是这不成就是那不就，偏偏就只是他刘全成事了。去市里参加劳模大会，看了会上介绍自己的事迹，他才渐渐想明白了，这还不仅仅是自己幸运，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所以，才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以一个普通人的心理去迎接每一次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副班长也代耕过丢荒田，但只干了一造，就不干了，那年刚好遇着天旱，成天盼着下雨，盼着排灌渠的水排到自己田里来，最后就因为水跟人发生了争吵，人家在排灌渠的上游，你越跟人争吵，人家就越想办法不让水排下来，结果就动手打起来，副班长人高马大，又经过战争洗礼，打起来一点不吃亏，人家便告到了镇政府，镇政府不管你是什么人，打了人就不对，就要依法惩治，派出所的人来带人时，副班长还气壮山河地说，自己为国家负过伤，流过血，说要带他走可以，至少也是国防部的人！要定他罪，至少也要军事法庭！
好在人伤的不重，派出所对副班长只是拘留了十五天，然而，这十五天还是没下雨，田里都靠排灌渠的水浇灌，他人不在，有水流过他的田，却也不知排灌渠下游的谁，偷偷把他的入水口堵上了。可想而知，这一造的收成如何？
副班长不耕田了，不干这种靠天吃饭的傻差事。他要进城打工，要在城里混一份正式职务。想当年，副班长在部队也算是一个无人不晓的角色，在攻克谅山的一个前哨阵地中，他一马当先，如果，不是挨了枪伤，活捉敌军营长的功劳可就记在他帐上了。因此，他常常叹息，说自己不知是命好还是命不好？说他命好，是那一枪没打中他的要害，说他命不好，那一枪打飞了他的战斗英雄，否则，他可能会提干，会穿四个兜的军服留在部队里。
副班长先去地级市，以前他的团长转业在地级市当局长，他是记得手下有这么一个副班长的。当年，副班长伤愈归队时，他曾拍过他受伤的肩，说他是好样的！副班长去找他谋份工作还不容易？哪曾想，干了不到一年，团长却不要他了，说他这人太居功自傲，除了他这个老团长，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人家批评他，他就拿出他曾是团长的兵来吓唬人，人家批评他一句，他就顶撞人家十句，不但转正式工不可能，就是当门卫保安也态度恶劣影响极坏。后来，副班长回到市县，想在以前的老营长手下谋份工作，结果，弄得老营长到处向人赔礼道歉说好话，再后来，就请他到大酒店喝了一场酒，劝他还是回乡下务农吧！
副班长几经周折又回到乡下，这才发现，很多事都变了，那个很不起眼的刘全竟混出得有模有样，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耕户。
他凭什么？
想当年，如果不是自己一把把他按在土坑里，他早就被炸得血肉横飞，死无全尸了。于是，他便上门去骂银行不公，为什么贷款扶持刘全当大耕户，而不扶持他？他还跑到镇政府，嚷嚷着如果政府不扶持他，他就拿自制炸药把镇政府大门炸了。最后，听说珠三角中心地区的战友们，每月拿的津贴补助比他多了许多，就觉得这政府都快成反动派的政府了，就鼓动复员军人们上访，讨回公道。
复员军人们多有类似副班长一样的心态，只是没有他做得那么过分，没那心态的人想，这钱多也是好事，有人牵头，自己跟着干，又有什么不好？这样，复员军人们的上访似乎就成了一种习惯，每年总要闹那么一两次。
昨天晚饭的时候，副班长又跑到刘全这来蹭酒喝，喝得快坐不住了，就拍着桌子说刘全：“你这命可是我给你的，你现在日子好过了，老婆孩子围着你转，可不能忘了我这救命恩人，当年，不是我那么一按，你这小命早就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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