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天一的独立师高歌猛进的时候，被北伐军占领的上海却暗流汹涌，一场风暴即将来袭。当白崇禧的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大资本家们对革命支持的态度转变了。
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使工厂企业停摆，上海经济出现了暂时的瘫痪。这使资本家们怨声载道，风声鹤唳。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荣宗敬在总商会召开的会议上说：“工潮不决，纷扰无止，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中有了枪，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
虞洽卿等联合十九个重要团体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竭商人之全力，促政治之改良”，镇压“毁工厂而捕店主”的红党。
上海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它不仅是华国商业和工业中心，还是华国和西方世界来往接触的集中点。在上海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其经济实力在华国民族资本各行业中居于首位，堪称华国经济的操纵者。正因为其具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蒋凯石十分重视获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
3月26日，蒋凯石抵上海，九名大资本家赴交涉公署“往见蒋总司令，商量组织替蒋凯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问题。蒋凯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
4月1日，得到蒋凯石许诺的上海金融业资本家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直接资助蒋凯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天，蒋凯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要上海商业联合会催拨饷款，商业联合会也大都照办，不敢迟疑怠慢。
不久，日本军部的使者铃木贞一与蒋凯石见面。蒋给铃木看了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他的结论是：“为了保全东亚，华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最后，他告诉铃木：“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华国，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另外，蒋凯石派戴季陶到东京，会晤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迫不及待地表明蒋的立场。
蒋凯石在暗中联络日本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与美国接洽。2月，事先征得蒋凯石同意的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皆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况。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不是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殷切希望汉口事件（国民政府夺回租界）不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
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把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状况和蒋凯石集团的反G计划向美国亮了底牌。美国政府极为欣喜，虽然明知国民政府不准蒋凯石同外国交涉，仍下令将上海租界中立照会正本分交蒋凯石、张大帅二人，以示赏识和器重
蒋凯石在联络帝国主义初获成功之后，于3月7日在南昌总部发表演讲，他不仅将抨击矛头直指鲍罗廷，而且还为自己私下联络日美的行动进行辩解。日本帝国主义对蒋凯石演讲的弦外之音自然心领神会。日本人的上海日报亦大字登载17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廷。”
在蒋凯石同美、英、日国家暗地勾结的过程中发生了“南京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双方合作协商的进行，但蒋凯石对此事情的解决，却又促成了他与美、日、英等国的进一步亲近。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占了南京。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入城前秩序未定之际，一些仇视外国人的北伐军士兵袭击洋人。地痞、土匪，乘机抢劫，弄得全城恐惶，并殃及外侨。
英美帝国主义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于24日下午3时左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死伤千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惨案发生时，各帝国主义集结在上海的军队，连同所谓“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已达2.3万多人，集结在上海南京一带江面的各帝国主义军舰共达90多艘，准备大动干戈。
蒋凯石于3月25日自芜湖乘舰抵达南京江岸，闻得此讯后，于下午4时在舰上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面授机宜后，即驶向上海。下午2时左右，蒋之心腹杨虎代表蒋对日本官员说：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红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红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蒋凯石到达上海后，于3月28日派黄郛秘告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京事件是红党为了打倒蒋凯石一派而制造的苦肉计。同日，蒋凯石派员往英美法日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同时，蒋对外籍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谈到对于南京事件，已经派员调查，任何官兵凡经证实犯有暴行者，当于严惩。
同日，各国驻华公使协议向本国政府建议，向蒋凯石提出要求迅速解决“宁案”的通牒草案。他们企图利用所谓“红党人策划蓄意制造南京事件”之说，对蒋凯石施加压力，逼迫其接受“惩凶”、“制止骚乱”等条件，加速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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