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两系的斗争由于皖系的失败而意外迅速地得到了解决，北方的天下终于落入曹锟、张作霖之手。深谙官道的徐世昌原以为这次段祺瑞的失败将是自己命运的又一次“柳暗花明”，“太上政府”既倒，自己以北洋派元老的资格领衔，俨然成了北洋派的唯一领袖。其实曹锟、张作霖互争雄长由来已久，只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才结成联盟，共反段政。段祺瑞失败后，曹、张二人便顺里成章地成为继段之后北京政府的两个“太上皇”。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都休想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互不妥协的严重矛盾，在很多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无所适从。因此北京政权不管表面上的名义如何，此时实际上是由曹锟、张作霖二人共同执掌。徐世昌希望直奉两系军阀保持力量平衡，同时允许各省皖系军阀保持原有的地盘地位，造成北洋派“鼎足而三，共戴一家”的新局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的企图化做了一场春梦。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面临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惩办战争祸首、解散安福国会、取消上海和会等重大问题。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曹锟、张作霖联络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战后召开了天津善后会议。
７月２５日下午，张作霖和靳云鹏同车先期从奉天来到天津。当时受到了出征奉军的各师长以及直系高级官员等的迎接，下车后张、靳二人立即到直隶省长公署拜会了省长曹锐，就解决时局问题作了详细商谈。同时电促尚在保定的曹锟来津。２８日，曹锟由保定来到天津，至此，曹锟、张作霖、靳云鹏三雄相会，主角到齐，鼎足而坐共同商讨解决时局的方案。参加会议的除曹、张、靳“三巨头”外，还有部分省也派代表参加了，照规定，各省只能派一名正式代表，所以，“三巨头”的三个智囊——吴佩毕、杨宇霆、张志谭只能列席参加。靳云鹏担任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天津会议上，曹锟、张作霖和靳云鹏三人就解散安福国会的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安福国会听其自行解散，而不采取北京政府的命令程式。
至于上海和会问题，由于广东已经发生了粤桂战争，已变得无足轻重。靳云鹏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由于粤桂两方忙于战事，根本无法实现，暂时只能避而不谈。
天津会议，徐世昌本想实现自己的梦，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现在才真正感到去了一个“太上皇”，又来了两个“太上皇”，真是“方除一付，又生双秦”，驱逐了跋扈嚣张的段祺瑞，却又新来事事争着要管的曹锟和张作霖。一切国家大事大权都已抓到曹、张二人手中，由他们随意作出决定，自己和“黎菩萨”别无二致，不过是曹、张二人的盖印机器，心里不免憋了一肚子气，当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议后，素来以文质自炫的他，也不由地暴跳如雷。
曹锟、张作霖和靳云鹏在天津善后会议上就惩办祸首、解散国会、取消和会等问题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看法，但在地盘分配、军费报销等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于是曹、张二人决定进京拜见大总统徐世昌，就三方分歧之点作进一步的协商。
８月１４日，曹锟和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组成的大队人马，分作两批由天津乘专列到达北京。但见车站上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鼓乐齐鸣。政府要员，社会贤达，各界代表几千人前来迎接。车站上黄土铺地，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欢迎人员一律发入站券，以防不测，从车站到曹、张二人的临时馆舍，交通断绝，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沿途商家居住的门上，一律悬挂国旗；数以万计的市民或手执小旗，或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其场面甚为壮观。
曹锟在机关枪队和骑兵的护卫下在萧萧细雨中，威风凛凛仪表堂堂地骑马入城。此时的曹锟已非昔比，腰宽体壮，一身戎装，天生一副“领袖相”，威严极盛。想当年推车贩布为生，往来闹津，凡人取笑；保定门前受席，有苦难言；投军从戎，倍受艰辛；投袁皇帝，只不过一伯爵而已；冯段争风吃醋，自己虽说得益非薄，但总是东风大随东风，西风大随西风，左右输援，毫无主见；自称为“学贯中西”的“才子”段祺瑞往日何等威风，还不败在自己脚下，打心眼来说，自己还是佩服这“段合肥”的；段执政时，自己没戴上副总统的乌纱，今日却搅出一顶“无冕”纱帽来，虽不算正统，但不必再看任何人的嘴脸，也可出一口乌气。再一瞧旁边这位“胡子”大班，不由心一颤，倒吸一口冷气，这位“胡子”虽说是草莽出身，和自己相比，不分半斤八两，但其人深谋远虑，诡计多端，自己还是要多提防他些。至于那总统徐世昌，虽然不过是一介文人而已，无权无勇，只能看自己的脸色行事，但这位老官僚惯于权术，颇能兴风作浪，又有总统这顶帽子，自己也要防着他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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