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钰书的时候，她是个漂亮、纯真、娇气的姑娘。她的漂亮和纯真使我心动，而我尤其爱她的娇气。这不是说她的娇气富于魅力，而是，她的娇气，显示她格外幸福。人怎能不向往幸福？我不喜欢那些懂事的人，因为人非得，没有余地去任性，才只好格外懂事。
没有余地任性，多半便是，极大的不幸。我当然，惧怕、憎恨不幸。然而，这不正是，我惧怕、憎恨林经纶——我的亲生子的根本原因么？所以，难道我的心，不早就明镜一般地知道么：林经纶，在他极端不懂事的表象下，不正是，悲惨的，极端的，孤独和懂事——只好懂事么？
本来，我也想过，做一个好丈夫的。呵，谁不想呢？可是这种“想”，不过是一厢情愿，心血来潮罢了。我说“一厢情愿”，针对的另一方，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自己，人性中，叵测的另一面。人总是被缓慢的时光拖垮的，把什么誓言都忘光了。我顾得上什么呢？我什么也顾不上。
当钰书为这个家，付出得比我多得多，当生活褪去她的娇美和任性，当她成为一名称职的主妇，我高兴么？我不高兴。高兴的是我妈而已。我爱我的妻子，我对她唯一的要求是，她能因为同我结婚，保持她的任性，甚至更任性——这不是这世上每一个男子的心愿么？然而我没有能力使她任性，我甚至害得她，只好懂事，甚至，只好反过来宽容我。
我憎恨我自己。而我的憎恨最终牵连的竟然是她。因为她的懂事和宽容，好像一个耻辱柱，耸立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一笔一笔，彰显着我，作为丈夫的无能。就像一个丑女人，因为恨自己的丑，迁怒于映照出她丑陋的镜子。我，迁怒于我的妻子。
人总是，走着走着，就忘没了自己本来的样子。走着走着，我忘没了，我本是多么爱她的。当我的家，遍地狼藉，她在这狼藉中傻坐着，苍白，颓然，绝望，披头散发，一脸泪痕。我就知道，我们完了。
林经纶八岁那年，我就和钰书离了婚。我妈倒是非常赞成。她总觉得，钰书家族那边的血脉不洁。我竟然从不曾——从不曾！替我的妻和儿子，向我的母亲申辩。好像，我的心，根本就默认了，他们确实不洁似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不是我狡辩！我应该知道，我就生在、活在这个世上。生在、活在这个，一向乐于以“洁”为尺度来判决每一个人的，刻毒的，世上。若非我们自己，首先，极好地（以我们独有的别致兴味儿）玩味了，吃透了，那种种“不洁”的“奥妙”，又何能生出惧怕？又何必严防死守？将之视作洪水猛兽？
我离了婚，脸和心，都没有波澜。我亲手打碎了自己的家庭——即使我们曾经很短暂地幸福过，或者，拥有过一点儿走向幸福的可能性。我并不觉得可惜，我什么也不觉得。我开始以警局为家，用案件，种种奇形怪状的罪恶来填塞我空洞的生命。我缩进工作，好像缩进一只壳。
如果我还有爱，我知道我有的，而且也许，甚至，非常多。我无法把我的爱给我的至亲，反而把它们，星星点点的，撒给了一些与我毫无瓜葛的人：受害者和犯人——这世界通称的“好人”和“坏人”。我记得两个入室盗窃的少年，我审问他们时非常和蔼：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对家人总是急躁，对犯人竟能和蔼。和蔼，有时的确是审问犯人打心理战的一种手段。但面对他俩，不，绝不是手段。
我真诚地和蔼，切实地感到我的心很平静，洋溢着温柔的宽容和几乎一点儿怜爱。我与他们沟通，甚至全程微笑，我耐心地听他俩狡辩，且不急于揭穿。我请他俩吃了汉堡（我的常识是，孩子都爱吃这东西。而我从没想过带林经纶吃一次。）。我给他们烟抽（我发誓，这真的不是手段）。
最后，在警局的后半夜，这两个半大孩子的狡辩终于成为哭泣。而我，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言语的催化，暗示或干预。因为不满十六岁，他俩被家人（一个是拾破烂的奶奶，一个是浓妆艳抹，骂骂咧咧的大姨）领回管教。我留心了他们的住址，在之后的许多年，我逢年过节就去看他们，给他们钱和东西。他们现在早已成家立业，每个年节都来看望我。
人总是容易，对自己不大在意的人，格外宽容。
我拉回了人家的孩子，而我自己的，却沦为杀人犯。
我和钰书离婚后，孩子自然“判”给了他奶奶。我妈。是的，我妈是这世上比美国总统更有权力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我妈在我家，理所当然地说一不二。我认为，合格的母亲就应当是不断修正她的孩子，就应当说一不二。所以我很看不惯钰书管教孩子的软弱。
曾经，钰书为了争夺林经纶的抚养权，跟我妈耗了好长一段时间。哀求，哭闹，威胁，撒泼——她这傲慢的“大小姐”都做出来了。但是我妈还是保持了她身为人民教师——退休的人民教师和校长的风范和原则，丝毫不为所动。“林家的孙子已经叫你们带坏了，我不能叫你把这孩子全毁了！”。她牢牢控制了年仅八岁的林经纶。将钰书母子生生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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