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十七岁。难以想象啊，呵，我也有十七岁的时候。那时，高老师被错划为“□□”，平反没几年，就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十四中学任教务主任和文科教员，过上他应有的受尊重的，平静、幸福的生活。而他的女儿，啊，我不敢提到那滚烫的名字——然而，小孟在陪我喝醉的那个晚上就替我提出来了——高婧。
是的，她的名字叫高婧。她不同于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女孩子，她有着不同于所有畏缩、紧绷、敝旧灵魂的新的，响亮、明媚、高贵的灵魂。她美丽，并热爱美丽，她洒脱，快乐，并热爱快乐。
她像一团纯净而炽烈的火，走到哪里，哪里就随着她一并被点燃。她当然点燃了我，她穿着别人都怯于穿出来的火红的布裙，拉着她母亲的手风琴，在十四中后面，当年那片荒凉、凄冷，只孤独地伫立着几架磕头机的旷野上，对我吟唱着独属于八十年代人的诗歌和希望。我不能说，我不爱她，就像我不能说，一朵霉，不渴慕光。
但是所有的希望都在1980年的那个春天的晚上破碎了。那个晚上，在我的记忆中，黑暗，混乱，荒诞，毫不留情地还原了，刚刚从那动乱年月里挣扎而出的我们，那惴惴不安的心灵原本的模样。那个晚上，高老师用菜刀砍向了他的妻子——降落在我们这僻远蛮荒之处的，唯一一名，曾经的芭蕾舞女演员。
风言风语早就有了，连我这样的小书呆子也略知一二，高老师的妻子和他人有染。他们说，高原都不是高老师亲生的——呵，不是他们说，是，我妈说。我妈那时是十四中的物理老师。高原就是高婧的弟弟，我对他的印象不怎么深，只依稀记得，他那时还在上托儿所呢，时常笨拙蹒跚地跟在他姐姐身后，背着一个对他来说仿佛极大的书包，睁着一双明澈的大眼。
高老师给抓走了，判了无期。他的妻子当时被他砍成重伤，张着眼睛瘫在床上，仇恨不甘。而高婧和高原姐弟，自然落入地狱里。我们学校的人称他们为“魔鬼之子”。高原还小，也许总不至于承受太大的恶意。而高婧，大家说她母亲yindang，父亲凶残，她受到了全校老师和学生的排斥。他们欺负她，议论她，把她当成瘟疫。在□□浩劫之后，不过几年，在这所刚刚筹建起的，清白、高尚的中学里，批判和殴斗一次一次针对着高婧，这样一个柔弱无辜的姑娘恣意展开。
如果一个群体都秉持邪恶，那么，邪恶本身反而就成为了凌驾一切的正义。他们以正义的名义判决她为肮脏。而这批判和殴斗的领导者，就是我母亲。她和整所学校逼迫我与高婧划清界限。而我呢，我就，呵，老老实实地，躲开了她，和她，划清了界限。
在那年初夏，五月，北方那迟来的热情，总不尽意似的，紫丁香繁繁冗冗、含冤复仇一般，汹涌盛放。在一个安详宁静的傍晚，我记得那天，星星也出来了，学校后那两排教工和油田职工家属房前，几盏破旧、昏黄的煤气灯下。人们吃完了饭，一如往常，家家户户，亲亲热热地在外面乘凉，打牌，掸蚊子聊天。
孩子们一串一串的笑，银铃似的，好像澄澈而尖刻的催逼，不可言喻的不详的铺垫。忽然，高家——紧闭的404的大门给推开了，高原，那时才五六岁上，子弹似的射出来，一面跑一面嚎，满手满脸都是血。大人们抓住他，冲进他家的时候，两张床上，各躺着一具尸。用一块小刀片，她了结了她母亲，也了结了自己。
这件事发生后，那曾欺凌，污蔑，践踏过高家的庞大的群体，忽然解散了。而这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及时地收走了他们曾经恶毒压榨、挤拧、□□过受害者的双手，并迅速地将对高家的态度扭转为缄默，乃至同情。
众人的作恶就是这点好！每个个体都在众人的掩护下，不需底线，痛下死手，以众人的正义的名头，肆恣借机施展有意的，久蓄的嫉恨(毕竟高婧母女如此美丽灼目)以及，无意的，但兴味十足的欺压玩弄。并且，以众人的名义，他们干出什么，都无需单独曝光，无需受到追究，无需付出代价。他们第二天就抹着眼泪，佯装善人了。高老师在冲动中把妻子砍成重伤，被判了无期徒刑，然而我们，蓄谋已久的恶，杀死两个女人，我们无罪。
当然，我妈，由于是当年批判高家的“领袖”，在高家发生这桩惨案后，不能不受到质疑。这使她的威信一度减弱。可笑的是，多年来，我妈仍然认为，高婧的自杀，最大的受害者是她。就像她对小孟说的“她死了！她置我于何地啊！她用她的死判我有罪么！恶毒啊！恶毒啊！”
我当然知道，我妈错。但我也应该知道，她不完全错。是，高婧受了害，但她的死，就是对所有人——尤其是我母亲，最好的报复。她就是在，用她自己的死，判我妈有罪，判我们所有人，有罪。她痛痛快快死了，却留给我们一生一世的噩梦和谴责。当然，我们活该受到谴责。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