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呢，我又比张欣怡强到哪里去？
我第一次和王兆龙提出离婚的时候，毫无悬念地，他把我打得半死——也许你不信——我可能是有病——我就是很享受他打我。拳头和飞脚恶狠狠落在我身上，带给我扎实凛冽的疼痛，使我感到一腔温暖和命运得以转圜般的悲壮错觉。对，我就是有病。可是，我的女儿坐在学步车里，手里抓着奶瓶，一双大眼惊恐地张圆，吓得哇哇大哭。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撕裂。
那几年，我没有稳定工作，没钱，没朋友。遇上王兆龙大撒酒疯，我就赶紧抱着孩子去住旅馆。在那些寒夜，我抱着幼小的女儿，提着一个匆忙装好的，塞着她尿布、奶粉的小行李箱，心惊肉跳地在华灯闪耀的街头奔逃。焦灼和恐惧，重新将我吞噬。我在小旅馆狭窄的隔间里，哄睡了女儿，望着她躺在那肮脏的双人床上熟睡，腮边嘟着两朵粉红的肉肉，时不时在睡梦中却要一个激灵，伸着稚嫩的小胳膊儿，呜呜哭着朝我伸张，含糊不清地叫着妈妈。我便心如刀割，泪如雨下。
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使我这个当年飞扬跋扈的“大姐大”忽然变软弱的——不是苦难本身的压榨，不是身为人母，有了最柔软的牵挂。不是。我的心明镜般的知道，使我变软弱的，是在我精神深处，操控着我的那一套“人工”的“机制”：
不论是，十几年前，生硬地，拔高自己，使自己，变狠变强，凶恶地扬起巴掌，镇定地攥紧凶器——一往无前地，进化为强大的施暴者；
抑或，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样生硬，毫无过渡地，贬损自己，使自己，变小变弱，狼狈，仓皇，心惊胆战，抱头鼠窜——一溃千里地，退化为瑟缩的受害者。
彼时的进化，此时的退化，相反的方向，却昭示了，同一个起点和本质——我的生硬，空洞，孤独，荒芜。我是被所罗门封印在细颈瓶内的魔鬼，早已在无数个一千八百年，这贫瘠，闭塞的世界里，霉变得面目泥泞。我无法与任何一个我之外的，存在，交融，通感，共生。我是浮在这个世界表层的多余人。就算我掐住这个世界的脸，在这个世界的耳边，尖叫，乱喊，穆岚！穆岚！穆岚！这世界，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也恐怕，想不起我来。
我退化于，并安于，做——或不如说扮演——对，扮演，一个受害者。
而人与人之间，“力”的作用，正是这样相辅相成。当我日益软弱悲惨。王兆龙的施暴便越猖狂无惮。我的弱，与他的狠，以同样的高速，变本加厉。你别跟我提理智——我当然知道我要为我的女儿考虑——可你告诉我，人，这一生，什么时候，做事，真正依赖过理智？人有多少行为，不过是，幽邃叵测的主观意识跌落在现实中，留下的形状各异的结果？
我常在半夜逃跑，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同事家、旅店，车站。但又，毫无悬念地，被那混蛋抓回来。迎接他更惨烈的暴揍。我们家的恶劣丑闻，引来过邻居，社区人员，警|察……他们一波一波，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挤在我家狭窄的六十平米小屋，唾沫纷飞地讲述夫妻关系，婚姻秘诀，伦理道德。我痴呆着一双眼，空洞地望着这些生机勃勃的，有干的，无干的，张牙舞爪，口若悬河，看热闹的，闲人，看热闹的，工作人员。
有许多时刻，我孩子的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冰凉的小脸儿贴在我唇边，我机械地亲吻她，却十分受用，我这遐迩闻名的丢人现眼。我抬头仰望，那悬挂在我脑顶的，模糊不清的，乖巧俊美的面庞。我说，郑小恕，你看这样够不够呢。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他。我一直很不信，托梦这种事。但那场梦，逼真得使我发指。我梦见郑小恕俯身在我女儿的婴儿车旁，我女儿的小手攥住他的一根指头。我看见他那该死的，甘甜温柔的——别说能电死林经纶，连我也快要被电死的笑容。
你总不能让她像我一样啊。他望着我的女儿，对我说。
我坐起来。喘着气。
我给你留的纸条，你没看见？
我说，看见了。
那都是真心话。他说。他看着我，那大眼睛，平静，澄澈，我要是因为你想死，我早就死了。
我说不出话。
我只有听着他说，对不起。
我说，什么？——我几乎叫他逗笑了。
我不能跟你换。他说，穆岚，对不起。
我在那个后半夜醒来。夏夜，闷热的小房间凝聚着一道寒气。我坐起来，趿拉着拖鞋，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坐在马桶上一面抽烟一面便血。我信仰科学和弗洛伊德。我信仰，梦，不过是压抑的欲望与潜意识的体现。所以，我只能，自嘲自己，这被受害者原谅的欲望和潜意识，太过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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