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予飞后来的折腾，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局里的司机钱国大。
科技局当时有两辆“上海”、一辆“伏尔加”共三台小车。钱国大是三个司机中资历最浅的一个，半年前才招聘到局里来，还是个合同工，所以晚上常常被派在局里值班。他也就像景予飞一样，在三楼东头司机班里架了张钢丝床，三天两头睡在那里。无聊的时候他就到楼下会议室里看电视，后来熟识景予飞以后，就常到景予飞房间里串门了；有时候下班了还在食堂里多打一份菜，两个人一起喝几口。
酒这东西很有意思，未必见得真能解忧，尤其是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效果可能是相反的。但若两个人相处时，有它没它就不一样。尤其是景予飞和钱国大这种身份、经历和气质本来很少共性的人，如果没有酒，是很“隔”的，也难以敞开彼此的心扉。而几次酒喝下来，两人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发财梦。
这方面，钱国大的经验和想法是要大大胜过景予飞一头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了实践。他本来是郊区的菜农，土地被一家集体纺织厂征用后，他进厂学习开车，当了厂里的货车司机。跑长途的时候，他就经常暗地里帮人捎带些货物，有时还偷偷帮外单位跑几趟运输，因为这个让厂里给了个停工待岗的处分，后来就托关系找路子来到了局里。
钱国大老婆是和他同厂的挡车工，状况也可想而知，用他的话说是天天从鸡叫做到鬼叫，却拿不到几个工钱。于是他毅然让老婆办了病退，在家门口开了个小杂货铺，虽然赚头不大，但毕竟人轻松多了，油水也比在厂子里足一些。但不管怎样，钱国大对自家这种经济状况是无法满意的，他年纪刚过三十岁，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两个都还没上小学的孩子，所以他和景予飞喝酒的时候，三句话有两句话说的都是钱。
也别以为钱国大满口是钱，他其实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平常到景予飞这里来的时候，常常就是歪着头坐在景予飞对面汪馆长的办公桌前，瞪着两只圆滚滚的大眼睛，一会儿望望天花板，一会儿有滋有味地啃他的指甲，要么就一味抽他的烟，总之对面像是没有人似的，常常半天也不吐一个字。
起先景予飞很有点厌烦他。他一来，你想做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吧，不可能。干脆和他聊聊天吧，他又有一句没一句地对不上号，却习惯性地怔怔地盯着你，眼睛都不眨一眨。有时还在他桌上东翻西翻，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就拿过去，埋着头旁若无人地一路看下去，还一杯接一杯地灌着景予飞老远从食堂打来的开水。
所以景予飞觉得酒是个好东西，几口酒下去的钱国大就像是换了个人，天文地理、局里局外，几乎就没有他不懂的东西，话也常常是滔滔不绝，有时候景予飞几乎就插不上话。
说得最多的，当然就是钱。或者说是挣钱的门道。
这个时候的钱国大俨然就是个布道的行家。尤其说到他开货车捞外快时那一笔笔肥美的“夜草”，他的三个手指就搓得刷刷响，黑瘦干枯的脸上明显泛着异样的油光，让景予飞听得一怔一怔的，心里直流口水。
钱国大也有钦佩景予飞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朋友徐志明和他的扣子。钱国大主动提出让他老婆在小店里代销扣子，结果也是杯水车薪打不开局面。
有一天下班后，钱国大忽然邀请景予飞到他家去喝酒。
正是仲秋，天气不冷不热，晚来的秋风不疾不徐地轻拂着，令人很觉惬意。钱国大便在杂货铺门前人行道上摆了张小木桌，两人换到外面，坐在小板凳上边酌边聊，情绪渐入**，话题很快就又转向赚钱的想头上。
钱国大指着马路对面的菜场说：其实有个现成的好门道，就看我们敢不敢做了。景予飞问是什么门道，钱国大屈起两根细长的手指在小桌上重重一敲：烫鸡！
景予飞大为疑惑：什么叫烫鸡？
钱国大说就是在菜场里租上个摊位，放个煤炉烧开水，帮那些买鸡的人杀鸡煺毛。他扳着手指头说：我仔细考察过，这菜场虽然不大，贩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许多买鸡的人要么不会杀鸡，要么嫌麻烦。要是我们像大菜场一样摆个烫鸡摊子，一只五毛加工费，保证赚得你夜夜从梦里笑醒。
景予飞觉得他这个想法倒不无道理，但一想到那种鸡飞狗跳的混乱场面就差点喷饭：我们做这种事……况且，菜场晚上要关门的，我们白天又要上班，怎么做得来？
钱国大显然没想到这个关键，愣了一下无奈地点了点头。一条妙计就这样流了产。
这天钱国大买了条半斤重的鲫鱼，景予飞见了忽然技痒，自告奋勇要献艺，结果他烹调的葱烤鲫鱼让钱国大夫妇俩大为赞叹。
这种赞叹景予飞还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父母都忙，他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承担了买菜和做晚餐的任务。加之他有这个兴趣，又经常向母亲和邻里学习，久而久之，一些家常菜如红烧鱼、醋熘肉、鱼香肉丝、煎素鸡之类都相当拿手。
钱国大盛赞之余便又拍了下大腿，说他早就有个想法，就是他家小店市口不错，马路对面菜场西边有个中学，中学旁边还有几家街道工厂，每天晚上住校学生和厂里的工人会出来溜达，附近几条巷子里的人也会从这里出出进进，所以夜里推着三轮车出来做小吃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怎么能跟钱国大的条件相比？他家店前现成有个很大的墙角空地，要是搞它个夜排档，添几张塑料桌椅，卖点家常小炒和啤酒什么的，赚头一定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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