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沥淅沥、沙啦沙啦的响声，不疾不徐，春蚕噬叶般持续不断地在耳边响个不止。景予飞睁开眼睛时，屋内一片漆黑。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是撑起身子看窗外，橙黄的路灯下分明有一大团细密的光斑，蛾群般环绕着光晕飞舞。是在下雨，而且雨势还相当有力，窗玻璃上无声地淌着密集的波纹。
下雨好，下雨好。这样的雨夜才好睡觉哪！他惬意而酥软地嘟哝一声，重又闭上眼睛，缩回被窝，掖紧肩角，打算美美地睡他个回笼觉。
一个意识却猛地砸将下来：差点忘了，今天要早起哪。
他赶紧摸过枕边的闹钟，一看那荧光指针，差十分钟就四点了。他一骨碌坐起来，拉开电灯，强烈的光线刺得他赶紧闭上眼睛，同时，头脑一阵晕眩。他捂住脸，接连打了好几个深长的哈欠，眼泪也模糊了视线。天哪，这么大的雨，那么远的路，我真要去吗？算了吧。
可是，不去又怎么行？钱国大还说好在路口等我呢。
这么一想，景予飞毅然跳下了床。穿衣服、套鞋子、洗脸、漱口，所有动作都是闭着眼睛机械地进行的。睡意仍不情愿地牵扯着他，直至从厕所里草草漱洗完后，精神才稍稍振作了一些。就是这样，套上雨衣骑着车冲进雨幕，冰凉的雨丝劈头盖脸浇向脸面的一瞬间，脑子里的退堂鼓又重重地响了一气——
开弓没有回头箭！开弓没有回头箭！
他使劲给自己打着气，弓下腰一顿猛骑，终于向着人生的又一个驿站疾驰而去……
几天前，钱国大一上班就溜到景予飞办公室，神情诡秘地告诉他一个发财的新路子。说是他老婆的弟弟，也即他的小舅子，在郊区搞了家个体屠宰场，需要几个帮手，问他有没有兴趣去试试。
景予飞一听屠宰场三个字就直往后退：屠宰场是什么意思？
就是杀猪嘛！
杀猪跟我有什么关系？
赚钱嘛！这年头只要有钱赚，杀人都有人干。
别开玩笑了，我这辈子连鸡都不愿意杀一只的，让我去杀猪？
嗨！你又迂了不是？杀猪的事你想干还不让你干哪，那可是技术活。我们就是打个下手，帮忙收猪、刮刮猪毛、剔割出货什么的。你是知识分子，人家就要个能写会算的，帮忙料理点账目，有空再拿管子冲冲场地什么的就行了。别小看这个，说好了，去一天就给四块钱！梅子肉还管吃！
梅子肉是什么肉？
哈，你真是个文塞儿！活这么大了，梅子肉都不懂……
钱国大解释了半天，景予飞根本没听进去，他在盘算自己的收益。如果真像钱国大说的那样，自己光记记账，冲洗冲洗，一个月就算能去个二十天，也能混个八十块的话，可就快赶上自己一个月工资了，这样的好事不能不让他心动。根本还在于，这个活听起来那个点，却都是一大老早的活，不影响上班，也不会碰见熟人。钱国大说，他们要求每天凌晨五点前到，一般杀个十头八头猪，七点前就全部分割好猪肉，送到菜场和个体小刀手那儿去了。
——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是发生于1985年秋天的事了。这时候的景予飞的境况较前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变化。首先是他的身份刚刚变为了科技馆分管宣传的副馆长；其次是局里建起了第一幢住宅楼。新进馆还不算太久的景予飞，以无房户和馆领导的理由，分到了一套老职员们的脱壳房，虽然房子旧一些、远一些也高一些，是西郊的顶楼七楼，但毕竟是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并且每月只需交三块多房租的两居室、煤卫齐全的单元房。
所有这一切，都是拜老馆长汪馆长之福。景予飞对此感恩不尽也就毋庸多说了。而之所以称他为老馆长，是因为他现在已是科技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了。
另一个关键的变化在于，出于经济压力和两地分居不便等种种考虑，婚后一直避孕的喻佳，终于还是在结婚将近五年后怀上了属于他们俩的孩子！不出意外的话，孩子将在五个月后降生。
为之庆幸而欣慰的同时，景予飞也不能不深深地为长期以来始终困扰着他的那个问题焦虑——相比起那些积极的变化来，此时他的工资变化实在是太滞后了些。除了因为是馆领导而多了几块书报费外，景予飞的工资还徘徊在百元附近。这点钱应付现状已觉艰涩，更别说应对即将降生的孩子了。景予飞为此焦虑，经常长吁短叹却又一筹莫展。唯一有所安慰的就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艰难，而是全国性的结构性困局，干部、教师、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出现所谓造**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全国都如此，个人又夫复何言？
好在是，毕竟已是今非昔比了，毕竟现在是允许人卖茶叶蛋的年代了。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卖他几个茶叶蛋呢？
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和局势下，景予飞咬着牙，迈出了前往屠宰场的第一步。
到了才知道，所谓屠宰场，不过是设在郊区生产队一个旧粮库里的私屠乱宰的小作坊。库房大约有百把平米大，东头是一个铁栅围出来的空地，猪们就被一只只驱赶到那儿后引颈就戮。西头有一张粗笨的木条长案，长案边则架着两口巨大的铁锅，杀死的猪们就在那儿煺毛分割。景予飞到时，铁锅里蒸腾的热水中已浮着一只四脚朝天的死猪。雾气和浓重的猪屎臭、血腥气交相翻腾，以至虽然房梁上吊着两盏一百支光的灯泡，室内仍显得昏暗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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