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广州，进了一所私立学校。我姑在这边跟别人合作开了个律所，很站得稳脚跟了。我每天走读，全新的环境，没人知道我的历史，我累了，腻了，不想，也没精神去作去闹腾。我变得很安静。我自己都很奇怪，原来我可以这样安静啊。我隐蔽在这些鲜艳活泼的同学中间，努力彰显自己的平凡。我从不知道，原来宁静地藏匿在众人中，是这么自在，安闲。
我好像，跟谁都挺熟，又好像，根本没有一个朋友。谁也不了解我的过去，真好。我好像本能地以为，这所学校，这座城市，只是我围绕郑小恕，兜兜转转中的一处驿站，所以，我对这里的什么、谁，都没那么认真，都丝毫不下力气。我好像，每天都充实而开心，又好像，我的心根本就落在隰桑了，不在这里。
广州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我在繁花似锦的夏日感到我的青春一面盛放一面萎谢。因为，我渐渐明白，我所经历过的，最惊悚的一种感受，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后反劲儿”。就这样，打球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走在街头的时候，随时随地，我整个人都会忽然被利箭似的一记思念狠狠击倒。我再次领略到一个真理：人的精神确实是可以这般深刻地作用回□□的。
我会在一波猝不及防的思念中，心痛到浑身战栗，感到腥甜的热血就激荡在喉头。尤其是，那一夜，那一夜在逝去的时光中，在我相对远距离的，相对冷静下来的回忆中，终于渐渐褪去了那些人为的歪曲，一点点显现出它本来的面貌，从“猪狗不如的丑事”中解脱出来了，于是，那一夜的每一个画面，他的每一个表情和眼神，都格外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放。而当我想到他那在羞赧中微微发红的，诱人的□□，我便口干，晕眩，不能呼吸。
我的脑子，一天比一天频繁、激烈地受着炮烙之刑。然而我的理智，近乎狰狞地，囚禁、钳制、压迫着我的本能。然而，理智，这个存在于我精神上，一直被我称呼为“理智”的东西，真的是理智么？人，真的有理智的能力么？还是，所有的理智，不过是错综的自身和他人经验的叠加堆砌，出于慎重，甚至出于懦弱，一次次消解掉人性冲动的一种保守态度呢？
我们总是想，去认知和理解，我们总妄图精确地揣摩事实，对每一个事实，用我们精深、缜密的思考去做出判断。但，客观的事实存在么？尤其在人的情感和心灵世界中，存在的是客观的事实呢？还是我们每个人自认为的“客观事实”？
我的“理智”割断了一切。使我一点点被掏空。我的所有呈现于外部的“行为”，都是内心那种可怕的所谓“理智”与本能抵抗的结果，它们无不是短促的，盲目的，随机的，不测的。它们被“理智”“捏”成什么形状，就此降落在现实里，也就，是什么形状。我又，谁又，能对人(尤其是感情世界中)的行为，负责呢？
我捱到五月，天知道，我怎么捱过来的。我再也不能忍受——我怎么能忍受，我和郑小恕，我们的人生就此一刀两断，就此，毫无关联呢！我好像一个和家里人怄了气，于是离家出走，以证明自身尊严与珍贵的小孩儿。但是，我的出走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残酷的事实摆在我面前，我很信服，甚至，格外认同：我根本不珍贵，我根本不需要尊严。
我只需要那个人，那个傻子，不论他是恶魔，还是杀人犯。我甚至无需他爱我(他不爱我才好呢)，但我只需，我和他有关，我要和他血肉相连。所以，我忐忑而甜蜜，甜蜜而屈辱，又恰因这屈辱而格外执迷不悔，甘之如饴地，把长途电话打到了十四中，202，找他。
电话是高老师接的（我想也是）。他没听出来我是谁，我说我是林经纶。他结结巴巴地表示惊喜，笨嘴拙舌，又略显生硬地跟我攀谈了几句：高老师一向是这样的，我们谁也不知，也没兴趣打探他的来历，反正他卑微得好像一个遭受谅解和特赦的死囚。
他总是竭力想要，至少在学生们面前姑且彰显他作为长辈和宿舍管理者的一点儿尊严，故而十足费力地把自己的姿态“拔高”些，而这种费力（简直气喘吁吁）和僵硬（简直扭曲）的“自我拔高”反而使他更卑怯。我心里是怜悯他的，虽然他和我几乎毫不相干——然而我又因为我对他的怜悯感到自己的可恶，于是只有更怜悯他。
何况，我知道了，他早就叫我爸“收买”了，替他监视郑小恕呢。我对高老师的情绪就更复杂了，不知是该感谢他还是憎恨他。我直截了当地问，郑小恕好么？他好像想也没想，就说，挺好的。我又问，大家都，挺好的？（我问这句时感到心脏要跳到嗓子眼儿了，不知为什么穆岚死在404的那个梦境总在我脑海里萦绕）他这时，倒是顿了一顿（这一顿使我心惊肉跳），说，啊，都那样儿，挺好的。
我又问，真挺好的？没啥事儿吧？我极其愚蠢地问，穆岚呢？他说，挺好的。
我又问，许鑫源呢？他说，挺好的。我仿佛还不放心，又（简直像我爸那样）叮嘱他，高老师，您，看好，您，（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加上了一个字）照看好，郑小恕，您费心了。我最后才说，高老师，能让郑小恕接电话么？我，有事情和他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