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我做了一个梦，我从梦中醒来，走到阳台上，对着打开的窗吸烟。
凌晨两点钟，夜色如洗，万籁俱寂。我的心洋溢着为我的理智所不能理解的喜悦。我梦见了林经纶与郑小恕长大了，他们挽着手，笑逐颜开走在行人熙攘的街头，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我清楚地看见他们彼此凝望的甜美而痴傻的眼神，看见他们温柔、幸福的笑容。
在我做了刑警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诸如“洁白里藏着黑暗”、“黑暗里还藏着洁白”等等种种层叠的掩饰和戳穿之后，我在梦中便知道，这两个男孩子脸上的笑容，便是一个“截止”，一个“本质”，一个“永恒”。不必再掩饰，无余地再跌落。
我一直在阳台上坐到天亮。真奇怪，我可一点儿也不疲惫。早晨，我轻快地穿了衣服，吃了早餐，开车去上班（这简直不可思议！三十年来，我生命里的早晨是多么艰难、孤独、沉重、悲惨！
三十年来，仅仅起床穿衣，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磨难！）然而这一天——我真轻快！我下了楼。一整天感觉自己精力充沛，脚步敏捷。哈！多好啊！我的体内忽然涌动着力量，好像怎么也使不完。
大家——也许我自己也有点儿——对我感到奇怪。我一直有点儿兴奋，甚至觉得小明儿今天挺美，甚至握了她的手。等到下班，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久久地沉思，吸了半盒香烟以后，我的手因兴奋而微颤。我拿起手机，给小孟拨了电话。
在哪儿呢，我说。
肇通，他说，县医院。
还没回来？
嗯。我听见他在电话那边叹了口气，郑小雨的状况不太好。
怎么了？我的心一提。
出了几次血。冒汗，呵，肚子疼不行了才吱声。她都够弱了，他们还拼命逼她吃东西，说要保证胎儿营养。肚子喂得那么大，这不要她的命么？你不知道，他们本来要把她放农村自然生的，后来总出血，昏迷了两次才送医院来了。他停顿了一阵，忽然发出一个悲惨的冷笑，正明啊，你告诉我，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低廉的家庭，这么低廉的女人？
我说不出话。心口一撕一撕的疼。我想，要是郑小恕知道了……我不能再想下去。
她是前置胎盘。就算熬到生，也容易大出血。
怎么会这样。我说。
怎么会这样，呵，谁知道呢。我也说不清。我总之可以告诉你，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很容易造成前置胎盘——频繁地流产刮宫，对zi`宫内膜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正明。你说过，他们想让她给他们生个男孩。呵，谁能保证第一次怀就是男孩呢？
我的手攥紧电话，我感到通身的战栗。我说不出话，每喘一口气都艰难得好像从肉里恶狠狠拔出一枚钉。良久的沉默，我才说，送她上市里医院吧。别真出事了。
不行。我听见，小孟几乎轻快地说——我熟悉这种轻快，从悲惨里“拔”出来的反讽的轻快，简直像唱歌：她可经不起那折腾啦。床都下不了啦。
那怎么办，我说，喘着气，总不能……
这就是命，谁又有什么办法。哈，这小县城医院，连呼吸机也没有，我听人家说，这医院之前有个大夫，打半宿麻将，第二天迷迷瞪瞪切个阑尾把病人切死了。哈哈。我听见他悲惨地笑着，然而他忽然截断了这悲惨和嘲讽，他对我，郑重而纯真地，慢慢地说道，预产期也就这几天了，我跟同事串了班儿，正明，我在这儿守着她，总是个照应，你放心吧。
谢谢你，小孟。我说。
这是什么话。他说，他停顿了一阵，忽然又提到那女孩子来——十几年来，他总对我提到她：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吧，那个割腕的姑娘，我没救过来的，那个割腕的姑娘。你见过郑小雨么？她跟她真像。
孟，我说。
哈哈。不说我了，说你吧。正明。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怔了一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你那边怎么样了？”例行地问候么？不，我和小孟之间从不这样无意义地例行问候。何况这不是问候，更像指向明确地，对某一件事发展进程的关切——然而，我明明什么事也没告诉他。
即使到这一天，我也是抽上半包烟，积蓄了丰厚的勇气，冲动和力，才颤抖着手，拨通他的电话，预备把我关于那件事儿终于做出的决定告诉他的。啊，我感到我的心又由怀疑造成了一道折痕。我忽然不能忍受这折痕。于是几乎尖锐地反问他——什么怎么样？
我问完了，却有点儿后悔。电话那边空荡荡的，他不说话，我也没有说。十几年来，简直是第一次，我和小孟之间出现这样阴寒的静寂和空旷，这静寂和空旷，在那里，一点点，侵吞，割裂，使我一阵阵如临深渊般晕眩。我的喉咙干，嗓子甜，好像尝到一浪一浪涌上喉头的鲜血。
我抓住什么东西，一团森凉柔韧，充盈我的掌心，是一角带穗子的亚麻窗帘。啊，这还是那年结婚布置新房时，钰书亲自挑，我亲自挂上去的窗帘。离婚以后，这家里的一切都没有换。钰书，小明儿，林经纶，郑小恕、高婧……这些人破碎的影胡乱重叠在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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