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大舅和他们都不同。他从不去瞧不起谁，也没有谁会瞧不起他。事实上，在我不甚清晰的记忆中，我大舅从来就像石塑一般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他的年纪与我爷爷相当，我幼年回村时，他已经是佝偻的老人模样。
我常常看见，在崎岖的黄土小道上，他跟在他那两头温顺的老牛身后，背着手，慢慢地走。两条牛尾，迟钝地在它们那巨大、丑陋的臀部上抽动，驱赶蚊虫。不知是他被这村庄和外部世界遗忘了，还是他遗忘了这外部世界和村庄。
我在他那灰黑色、沟壑纵横的面孔上看到寂灭般的空荡和宁静。我曾经牵过他的手，在我的心灵尚且稚嫩、温柔、纯真的时候，我对这个在艰难岁月抚育了我母亲的男人充满神秘的敬意，我柔软、洁白的小手儿攥住他粗壮、皴裂、黢黑的食指。他的食指摸上去很像温热的石头。
我仰起脸来望着他，我的眼睛一定是亮晶晶的，闪烁着未被污染的光辉，但是我并未从他那里得到我预计中的慈爱或任何带有情感的回应。他长久地看着我，那松懈的目光，像早晨的清雾，稀薄、弥散，他长久的看着我，却好像，还是根本没看见我。我们那时候还都不知道，这就是帕金森症的先兆。
接下来，关于大舅的消息，全部揉进混乱的争吵。我那时上小学，依稀了解了这件风波。风波的中心是大舅家邻居的一名寡妇。她很年轻就死了丈夫，她一个人赡养婆婆。抚养丈夫丢下的两个男孩儿。她所面对的，如你所预料，不仅是生活的种种困境。由于相貌俏丽。
她总是受着村中男人们盘剥的纠缠，女人们恶毒的嫉恨。在这种时候，一墙之隔，我大舅，默默站出来，维护起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人。那时我几个表哥还小，他五十岁上，正在主家，少言寡语而说一不二，他以粗粝的正直坦然面对村中人一切刻薄、肮脏的风言风语。回到家，就用铁一样的巴掌让我那咒骂、撒泼的大舅母闭嘴。
他对那寡妇的维护堪称壮烈。他从未流露过对她的情感，也从未为自己的清白辩解。最终流言也投了降，众人的看客的趣味，幸灾乐祸的瘙痒般的欲望也投了降，连大舅母那爆炸的妒恨也投了降，儿女的作闹也投了降——最后连时间也投了降。他老了，她也不年轻了，大舅母也去世。他的孩子和她的孩子都成家立业，她也被小儿子接到了城里生活。他们就此断了关联。
后来，大舅确诊了帕金森，病看看重了，一开始只是走不稳路，说不清话，不能劳动，后来发展为哆嗦，颤抖，口角流涎。最后终于瘫在床上无法动弹，我的那几对表哥表嫂争抢着来侍奉大舅，但连我也清楚——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对这世界的卑鄙和黑暗，从来不感到意外——所以连我都很清楚：他们争抢着侍奉他，只是希望，大舅能恰好，死在他们家中。因为，按照农村的习俗，在谁家送了孝，地和财产就多半要归谁。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新年，我妈妈带我回到灵泉去，在弥漫的尿骚气里，我看见，大舅瘫在炕上，蜷起瘦小的骨棒，锈蚀的两只小眼绝望地瞪视着棚顶。我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用我的，洁白、柔软的小手，像小时候那样，握住他一根皱缩的指头。我远远地望着他，小学三年级，在我那亲热而荒诞的家庭，在这亲热而荒诞的世界，生存了十一年之后，我就已经显露了，初级的，铁石心肠的天赋。十一岁，我就老道地下了判断，我的大舅，将在他子女家的炕上，毫无尊严地死掉。
那是上帝第一次，恶狠狠地扇了我一个嘴巴。用现在流行的话，叫打脸。忽然有一天，她回来了——那个邻居的寡妇，那个十几年来，默默领受我大舅维护的女人，那个，十几年来，从未对我大舅流露过感情——却也从未为她自己的清白辩解过的女人，在他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他和她领了证，成为了我法律上的大舅母。
当然，即使是牺牲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在领证之前，她被迫签订了一份荒唐的《自愿放弃财产声明书》。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的层叠的表哥表嫂们是如何缠磨着央求我爸托关系找律师，草拟这声明书，一再询问其法律效力的。她放弃了财产，消除了对他们的威胁，她像照料婴儿一样照料他们的父亲。但是他们更恨她了。
因为他们也自知自身的低下——尤其在她这壮烈的牺牲的映衬下。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身的低下，于是只有拼命拉她下水——即使她实在清白得无隙可乘。他们仍能硬是编出一大堆诬陷她的话，在小小的村子里散播。而人们又恰恰格外爱听这些肮脏的诬陷，他们当然听不得崇高，只听得进肮脏，因为唯有肮脏，正与他们的眼界、心胸、理解力和他们本身相近。所以，我从来都被严禁，把那位寡妇，那位我法律上的大舅母称作“大舅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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